Thursday, January 23, 2020

The Revolutionary Pause

七情上面:靜待身心變化的轉機


Kent在日本剛拿到博士學位,去年暑假回港找長工,不久香港就爆發社運。早在梁振英年代,他還在日本讀博士,已經不看好香港,每次放假回港,在他眼中,太子旺角一帶恍似「陸沉」,通街通巷都是「橫行」的陸客。經過這幾個月,他狠下決心移民日本。

圖為2020年1 月2日的富士山。 (新華社)

圖2之1 - Kent在日本剛拿到博士學位,去年暑假回港找長工,不久香港就 . . . . . . (新華社)


【明報專訊】調查發現,港人湧現「創傷後壓力症候群」(PTSD),嚴重程度達到災難或恐襲級數。區結成醫生提到,一般災難的創傷是一次過的,但香港人過去半年,經歷反覆多次的創傷,一次又一次目睹暴力、一次又一次承受屈辱,社運累月衝擊,burn out,depression ,PTSD,加加埋埋,區醫生用上「疫潮」一詞,來形容香港面對的情緒病浪潮。

區醫生提議各界提高對情緒創傷的意識,這種Trauma-informed care and practice,包括對PTSD的認識,對身邊的朋友、同事敏感一點,理解、包容相關的困擾,並作出適當的支援。今期談一談兩個案例,及介紹Mary Hendricks一個有趣又實用的洞見——Revolutionary Pause。我覺得除了專業治療之外,民間的心理健康運動,可以由你我的生活做起。

三十歲的Kent,本來與父母同住太子站附近的唐樓,近月他走在旺角街頭,遇到說普通話的大陸客,無端白事也會無名火起。他不勇武,只參加過一兩次遊行,但警暴直播太overwhelming;平日在家門前遇到防暴警察,恐懼湧上心頭,輕則呼吸困難,重則坐在梯間不能動彈。迫不得已,他月前搬到坪洲的小村屋暫住,情緒才緩和過來。

life is unbearable
Kent在日本剛拿到博士學位,去年暑假回港找長工,不久香港就爆發社運。早在梁振英年代,他還在日本讀博士,已經不看好香港,每次放假回港,在他眼中,太子旺角一帶恍似「陸沉」,通街通巷都是「橫行」的陸客。經過這幾個月,他狠下決心移民日本。朋友介紹我和Kent認識,傾談了幾次,他每次都努力(吃力)談論移民門路。 Kent心底也知道,學術界僧多粥少、教席難求,日本博士生也找不到長工,一般都是長期「炒散」。 Kent 是個外人,搵工移民?機會微乎其微。但他用盡全副心力,寫求職信、甚至詳細編寫課程大綱……他覺得香港實在令他窒息,life is unbearable here! 「移民是唯一生路!」這個念頭,在他腦海不斷轉動。

指導我們生活的,往往是慣性的思考。幾次面談,Kent滿腦移民攻略,亦對香港政局十分悲觀。他的身體已經發放了很多信息:血壓低、失眠、體重下跌。情緒的起伏更是明顯。 Focusing(生命自覺)的體驗,是讓他放開腦袋的慣性分析,聆聽身心的反應與感受。起初他覺得有硬物塞在喉頭(這些體感經常在focusing的練習裏出現)。在第二、三次面談時,硬物擴散到胸肺,就好像他目擊警民衝突時的窒息感覺一樣。

上星期見面,談到他最近的夢:夢裏他的論文未能通過,令他異常窘迫。現實中他已穩拿博士學位。 Focusing不去「解夢」,我讓Kent安靜閉上眼,重新體驗夢境。他慢慢記得多一點夢中細節:

他在黑暗的隧道裏走不出去,攔路是一頭兇惡的野狼,Kent每想前行一步,到教務處申領博士證書,野狼就不由分說,怒目而視,尖牙畢露,發出低沉可怕的嘶嗷……

這時,坐在我面前的Kent,身體微震,右手緊緊捉住左手。夢裏,他用博士論文蓋在頭頂,以防野狼撲過來吃掉他的腦袋。噩夢用間接的方式向他示警。似乎暫時Kent仍未能接近野狼。當然,我作為局外人,有很多理智的方案,可以建議出路。我在學術界工作一段不短的時間,深知此路難行。 Kent要逃避的,並不單是香港政局低迷那麼簡單,更要面對寸步難行的學術生涯。我當然可以理性分析Kent的困局,相信Kent的朋友也曾給他不少忠告。 Focusing所強調的是:當事人慢慢走向內在的旅程,勇敢面對那頭野狼,以及背後隨之而來的自知與自覺:Kent所恐懼的究竟是什麼?所追求的是什麼?他自己才知道最適合走的道路。

事後,求教志常老師,他說,Kent有意願了解自己,但暫時未必有能力面對,需要時間和耐性。老師這麼一說,我明白了多一點:這些年,讀博士,三、五、七年是等閒。畢業也未必能拿到教席。博士生的情緒病十分普遍,而且往往看不見出路。 Kent男人三十,事業仍未起步,加上香港政治形勢惡劣,炒埋一碟,要面對,唔係咁易。這個艱難的旅程,我樂意與阿Kent同行,希望Kent有一天能看見隧道的出口。

博士EO 自覺一事無成
讓我談一談另一個漸入佳境的案例。 Yuen快四十歲,五年前拿到了博士學位,卻找不到教席。掙扎良久,為了生活,放棄了學術,在大學裏做一個超齡EO。上司不錯,生活已經安定了下來。我認識他已有一年,面談十多次,起初是老問題(情緒低落的朋友一般self-esteem極低)。 Yuen覺得半世人一事無成。他的行政工作頗為出色,但對於自己的成績卻視而不見,例如籌辦學術會議,他長袖善舞,遠超沒有研究背景的同事所能及。

大半年下來,他漸漸發現自己工作上的成就。上星期的面談,我和他一起經歷了一個moment of shift。當時他閉上眼,我讀出上司給他的一段話:「Yuen,我明白你患了焦慮症,這年頭,有誰沒這樣那樣的情緒問題呢?其實你的工作表現很好……」讀到這裏,Yuen面容扭曲,說,「I don't derserve this……這麼多年來,這麼多人對我都太好了,我不配……」這是他常有的narrative:慣性的認為自己一文不值。

此刻強烈的羞恥籠罩著他,腦海中,十多年來交往過的朋友、同事,都湧上前來,人太多,太辛苦,透不過氣。我請他確認各種情緒:羞恥、辛苦、窒息。這種clearing a space 的方法,半年來,他已經十分習慣。我邀請他接近那一群令他羞恥的朋友。他說試試看,與Kent很不一樣……Kent騰騰震、未ready;而Yuen卻漸漸有能力與勇氣面對自己。

這時Yuen靈機一觸,好似電影Avengers裏面那個Quicksilver,把圍困他的人群都Freeze住了,讓Yuen慢慢逐個朋友去分別面對。若他們炒埋一碟,把Yuen重重圍困,他會愈來愈感到窒息,尤其是博士班的老師同學,令他覺得做不成教授無地自容,是個不折不扣的失敗者。但若把他們凝固定格,逐一面對,他們對Yuen都是善意的,還有現在的上司、同事,看見他工作生活都過得去的父母和他的女朋友,他感受到他們的關懷。羞恥雖然強大,背後卻有很多不同的感受。這份自覺,不是我在外邊告訴他的,而是他停一停,自己看見了長久以來,腦袋告訴他是個失敗者,而生出慣性的沮喪情緒。他停下來,給自己內心一個空間,真實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的情義,感到他自己的存在,感受到生活的快意。正如志常老師說,這種新的意感是確實的體驗,經歷過,就改變了,唔會返轉頭!這時他放鬆了,意會到羞恥只是局部的,他還能夠體會到努力的成果,以及人際間的intimacy。自此之後,Yuen逐步放下他讀博士的過去,欣然接受他現在的行政工作。我作為陪伴身邊的朋友,也感受到他散發出半年前所沒有的滿足感。

Mary Hendricks在2003年發表了一篇相當啟發的論文。她指出,社會角色的模鑄、文化價值的浸淫、個人經歷的累積、甚至創傷的後遺,不斷強化了頭腦死板的想法,「訓練」出一些我們習慣了的身體及情緒反應。當事人若停一停,為自己騰出空間(clearing a space),讓自己對整體的處境,自由地感受當下,思想、身體、情緒會慢慢整合出一種新的「意感」(felt sense) ,這個自覺的過程,能改變生活的慣性。她稱此為The Revolutionary Pause。

參考:thinkinginmovement.ca/focusing/revolutionary-pause-mary-hendricks/

文//馬傑偉
編輯//鄭志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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